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世界之眼】公民參與政策委員會個案比較

簡赫琳 政治學博士/聯合國大學高等永續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進修

2019.07.30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及各國實施市府財政緊縮政策之後,國際上漸漸出現更多公部門和私部門協力治理個案。公部門除了和民間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透過公私協力(PPP)的模式提供更多公共服務,一方面開源,一方面期望提升執行效率及創造力,許多市政府也開始尋求與公民的協力治理模式,以確保市政的政策提出可更符合公民需求、更永續及可獲得最大化的公民支持。以下針對三個城市裡的公部門與公民協力治理個案做簡短比較分析: 1)奧地利 科爾新堡(Korneuburg); 2) 丹麥 根措夫特自治 (Gentofte); 3) 台灣 台北市 (Taipei)。


這三個城市皆是在2010年之後開始實驗公部門與公民共治的模式,其中以奧地利科爾新堡市的公民參與政策委員會成立時間最早 (2011年發起),運作模式也最完整,不但已有立法確保公民參與可以制度化,常制型的公參委員會也已於2016年開始運作 (一任至少5年),但科市的人口數也是三個城市個案中最少的 (僅有1萬多居民),或許實驗及管理上相對門檻較低,若是要將類似模式應用到人口數上百萬的城市,如台北市,那可能還有許多議題需要提前考量與規劃。



若比較這三個城市公參委員會發起的單位與過程,前兩個歐洲個案皆是在府會合一 (市府和議會合一)的體制及市長大力支持與主導下發起,台灣地方政府部分因為並不是府會合一的治理,且市政府和市議會是互為監督且分立的情況 (府會分立),各自為政,且台灣在公參委員會模式仍處實驗階段,目前台北市是由市議會的四位市議員偕同民間團體 -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共同發起,並規劃培訓 「超級公民」,且臺北市政府內也設有另外一個公民參與委員會,目前還不清楚這兩個層級的公參委員會在未來是否會有交集或是合作。

此外,若只看公民代表數,台北市的人口數是其他兩個個案的許多倍,但也因為是處實驗階段,目前僅先初步培訓11位公民,奧地利科市則邀約了21名公民代表,丹麥根市則是有超過80位公民代表參與。期待未來台灣公部門和公民協力治理的模式可以持續從實驗階段邁入制度化階段,也可從台北市首都開始南下,逐步影響中南部或東部的地方治理創新,特別是長期來說,可以借鏡奧地利科市制定公民參與相關法規,並設置一任四年、五年或甚至跨議會/市長任期等常態性的公民參與政策委員會。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但並不代表管理的方式就是一成不變。我們住在二十一世紀科技創新的今天,政治治理模式也應可更創新,期待更多公私協力與群眾智慧的投入,共同為我們的城市解決大小問題。 


圖一:奧地利科爾新堡常制型公參委員會組成(參考Schauppenlehner-Kloyber and Penker 2016 p. 8圖三)



參考資料:



奧地利科市公參個案 Schauppenlehner-Kloyber, Elisabeth, and MariannePenker. 2016. “Between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from Occasional Liaisons towards Long-Term Co-Management for Urban Resilience.” Sustainability (Switzerland) 8 (7). https://doi.org/10.3390/su8070664.



丹麥根市公參個案 https://2014tcpa.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15.html



台北市議會公參模式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2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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